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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说兵团——盲
发布时间:17年04月14日    信息来源:兵团日报    编辑:纪委监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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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周硕勋

盲,与之组成的词语有盲人、盲目、盲动、盲干等,而另有一个词语“盲流”,则曾经一度在兵团人中热传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和复杂的社会原因,几乎遍及全国各省、区、市的大批正值青春年少的男男女女,来到荒凉偏僻的边疆,其规模与气势,不亚于我国历史上曾经的“闯关东”“走西口”。上世纪80年代曾一度走红的电影《肖尔布拉克》,就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那段历史情景。

这是一群特殊的人,他们既有别于当时的“支边青年”,也有别于带有某种行政指令的“复转战士”,他们被称作“盲流”。虽然他们头上被扣上一个“盲”字,但他们绝非全是盲目、盲动、盲干之流,其中绝大部分都怀有明确的目的:谋就业,求生计。所幸的是,兵团为着自身的发展壮大,敞开大海般的胸怀接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流,使他们在兵团的各种岗位上就了业,进而落了户、成了家、扎了根,其胸襟、其胆识都是难能可贵、令人敬佩的。他们的称呼,也由“盲流”改为“自流”,再改为“自动支边”。

“盲流”,无疑是一个贬意词。这种贬意来自历史的局限和由此局限带来的成见。只有一个凝固的时代才会视流动为格格不入,一概鄙之曰“盲”,而那样的时代才是真正可悲的。事实上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涌向大西北的那群数以百万计的“盲流”,他们的绝大多数并不“盲”,甚至在那人人都自以为“眼睛雪亮”而普遍存在盲点的年月,他们还算较为清醒、明晰的,他们知道要向外“流”,向哪里“流”,敢“流”、敢“动”,“流动”了之后自己又该怎么干。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破釜沉舟,断了“后路”,这也正是他们在兵团各个岗位上多能自强自立的原因所在。

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,当我们看到数百万人才奔海南、下广东,看到数千万农民工涌入各地城市,看到遍及神州大地的“劳务市场”和各种“人才交流中心”,而且还带倡导性的,我们便会为当年的“盲流”会心一笑。而当年的“盲流”,却是付出了人格尊严和血与泪的代价,他们也成了中国樊篱洞开、人才流动最原始的范本,他们不愧是“自动支边”的始祖或者先驱。

在这个“自动支边”的群体中,有不少是具有真知卓识的文化人,他们活跃在新闻、教育、文化、科研、医疗、商贸等各条战线,成了某些领域的主力军,有的甚至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,他们无奈地面对周围人们的轻蔑与嘲讽,心里都憋着一口气,强忍屈辱,奋发图强,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就,为自己正了名,为国家争了光。

杨牧是兵团人所熟知的著名诗人。他原籍四川渠县,上世纪60年代流浪到新疆,在兵团度过了25个春秋,当过工人,做过牧工,曾任八师石河子市文联副主席、兵团文联副主席、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及《绿风》诗刊主编。神秘的西部磨炼了杨牧,也成就了杨牧。他不仅与新疆结下了难解的生活情缘,也结下了难舍的文学情缘。他的创作之根深扎于大西北,他描写边塞风光,大漠奇景,戍边将士,草原牧女,浓郁的民族风情,鲜明的地域特色,使其作品在新时期文坛上独树一帜。先后出版有诗集《复活的海》《野玫瑰》《雄风》《边魂》《荒原与剑》和长篇自传《西域流浪记》等20余部作品。诗歌《我是青年》、小说《天狼星下》等作品多次获全国大奖。部分作品被选入高等院校文科教材,诗集《野玫瑰》被美国国家图书馆收存,并曾赴印度、意大利、俄罗斯、美国讲学访问。

其实,杨牧只是众多出类拔萃的“盲流”中的一个代表。如今,当年的“盲流”们在兵团成家立业、生息繁衍,走过了一个由鄙夷到认可、由认可到正视的世事沧桑“三部曲”,成为一支扎根边疆、开发边疆、建设边疆、保卫边疆的生力军。如今,他们已经有了第二代、第三代,甚至第四代,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,传续着屯垦戍边的伟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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